红星教育观察丨“双减”落地一年11万家教培机构消失了

发布日期:2022-08-06 17:15   来源:未知   

  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由“双减”前的7029家减少到471家,减少93.3%

  一年来,从全国连锁的巨头企业,到居民楼里的小作坊,在政策掀起的风暴面前,无一可以置身事外:超过11家万家教培机构,消失了。

  但是,如果从市场归来来看,消失的只是供给侧,而需求端,也就是家长的补课冲动,很难说已经完全被消除。

  此前,就曾有教育专家预言,政策的高压之下,不排除一部分机构将转入“地下”。这个预言,从一年后的情况来看,也成为了现实。

  不久前,成都启动了为期两个月的暑期校外培训专项治理行动,在专项治理行动第一轮巡查中,主管部门陆续发现了六家校外培训机构存在异地无证办学、疫情防控疏漏、消防安全隐患、变相违规开展培训、未使用规范合同等问题。

  再来回顾这一年的政策执行过程也不难发现,政策宣传力度不可不谓不大,政策执行的刚性不可谓不强,但为何还有人会为此铤而走险。

  答案很简单,只要家长还有补课诉求,且利润丰厚到一定程度时,就一定会有“冒险者”。

  如何消除家长的补课冲动,这是一个很难一言概之的问题,但也是一个无法被回避的现实问题。

  如果从时间线万家教培机构中的大多数,他们更为集中的消失时间,是在2021年。

  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去年9月,教培行业巨头新东方宣布关闭近1500个教学点。随后,从新东方成都学校开始,新东方全国各个教学点共计捐赠了近8万套课桌椅。

  在媒体的广泛报道中,连课桌椅都彻底不要了,这被视作整个教培行业的全面大撤退。

  当然,还是有人选择了坚持和留下。至少,从官方公开的数据来看,目前全国还有近1万家教培机构。

  很难说它们就是这场政策风暴中的“幸运者”,至少,就当下来看,这约1万家机构,暂时还很难看到春天。

  其中一部分机构把这个暑假视作了最后的窗口期,毕竟,这是曾经的教培行业一年中最黄金的时间。“还是想再熬一下,万一挺过去了呢。”

  在成都市武侯区经营校外培训机构的王阳,也把这个暑假作为了自己最后的“生死线”。如今,暑期过半,王阳已经有了自己的决定:退出。

  他所在的培训机构房租租期将在今年10月到期,这也将成为他在这个行业里最后的时间点。

  今年暑期,王阳的团队只招收到了27人,勉强开设了两个班,主要为小学生提供阅读兴趣培养和英语口语训练。阅读兴趣培养为期10天,学费是780元;英语口语训练为期10天,学费是1050元。

  王阳所经营的校外培训机构不大,只有2个较大的教室和7个小教室,但在武侯区一个商场内,这样的场所每个月需要支付8600元的房租。在“双减”政策实施之前,他主要业务是对初中、高中学生提供1对1数学、英语培训,他也不回避,“说白了,就是补课”。

  “在‘双减’之后,机构所聘请的数学、英语老师几乎全部离职。”王阳说,原本“补课”业务的禁止,让机构培训失去了大量的收入来源,为了继续经营,他必须要节省人力成本。目前,机构只有4个工作人员:2名教师,1名负责现场管理的,还有1人是王阳自己。

  “说是校外培训,但这样的培训服务,在我看来更像是托管服务。”对于目前正在进行的培训服务,王阳内心深处也并不认可。王阳说:“因为不再提供学科类培训,以往的客户基本上都流失了,现在招收的学生,多数是周边居民主动找上门。”对于是否真的想要来培训,他心里也没有底。但他猜想,想要让学生在暑假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进行托管,或许是家长更为主要的需求。”

  “双减”前做校外培训(补课)的时候,王阳的收入颇丰,用他的话讲,在成都买房的首付,就是在那个时候积攒的。更早的时候,在独立经营校外培训机构前,王阳是成都一家较大培训机构的老师,因为教学方式深受学生喜欢,依靠几年下来积累的客户资源,他在5年前选择了自己创业之路。

  “‘双减’不仅是行业的分水岭,也是我个人职业的分水岭。” 王阳说,在原本拿手的“补课”被禁止后,在第一个暑期,最先面对的是急剧减少的学生,随后经营成本的持续输出,很快让他前期积累的资金见底。缺少流动资金的支持,机构只能大量裁员。“当时也想过要不就关闭算了,但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而且也还心存一丝念想,就想再坚持一下。”

  这近一年的时间,王阳并非没有想过转型。但在尝试引入多个热门培训类别后,市场反响却平平,也让他深受打击。“之前想过培训对象不局限于义务教育段学生和高中生,而是针对职业学生做一些职业培训,比如帮助其考取相关资格证,但市场类似培训机构太多了,他们的模式更加成熟,收费也不高。” 王阳说,与其在不擅长的领域和别人竞争,还不如果断退出的好。

  新东方转型直播带货爆红全网一事,王阳也关注到了,但他不认为这对于小型机构来说有任何借鉴意义。“新东方能有的财力、家底子、人才队伍、平台支持,我们都没有,所以,这作业没法抄。”

  和王阳的情况类似,在成都市青羊区负责一家校外培训机构的张志,正在纠结是否要关闭机构。在他看来,现在的校外培训机构如果还想做学科类培训,已经完全失去了空间。

  道理很简单,一方面,培训的“黄金期”必然是在周末和寒暑假,但按照政策,如果经营范围为“学科类培训”,这个时间内是不能营业的。

  另一方面,如果经营范围为“非学科类培训”,虽然上述时间段可以营业,但服务内容是得不到市场的认可的。“对于校外培训机构而言,在经营范围选择为‘非学科类培训’,但在周末和寒暑假进行‘学科类培训’,是目前生存下去的一种方式。但它又完全与政策相抵触。”

  张志也知道,市面上也有一些机构在悄悄“冒险”,但他不愿意。“利润当然是诱人的,但风险也是巨大的。被‘抓住’后,不仅学费要退还,前期投入的成本也会打水漂了。”

  和王阳稍微不一样的是,张志还暂时没打算彻底退出,而是想尝试转型。至于转型的路径,这几乎不需要做任何商业模型的分析,因为能做的,只能是非学科类培训。

  “我们一共开设了13个‘非学科类培训课程’,现在只有两个达到开课条件,剩余的要么只有1到2个人报名,要么根本没人问。”

  如今,张志所在的校外培训机构,原本7人的销售团队仅剩1人,用于对接原来的客户;原本11人的教师团队,仅剩2人完成正在进行的培训。“未来教培行业的方向是清晰的,那便是素质教育,但从目前来看,并没有任何机构是成功了的。而对于小型机构而言,即便有人尝试成功,那样的模式是否可以复制?是否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撑转型?等等问题即便是想想,就很容易让人失去信心。”

  还没到暑假,徐先生就开始为儿子物色暑期培训班了。小徐开学后就将进入高二,目前已经确定了会选择文科,他也将是最后一届还分文理科的学生。

  其实小徐的综合成绩还是不错的,但是期末前,老徐接到儿子班主任打来的电话,说小徐的数学成绩不占优势,“你知道,文科生如果数学好,那就是拉分利器”。

  老徐觉得很有道理,征求了儿子意见,儿子也很乐意。但物色一圈下来,老徐发现,小区周围的好几家机构全都关门了。

  眼见期末临近,假期就快到来,老徐托人四处打听,最终在高升桥找到了一家证照齐全的机构,但是儿子去听了一次,“不是很喜欢这个老师的风格”,只能作罢。

  直到儿子已经放了暑假以后,通过班里的家长群,老徐又在西门为儿子找到一位培训老师,“证照也齐全,上课时间也严格遵守规定,儿子也喜欢这个老师”,老徐这才踏实下来。

  从心底来说,老徐是非常支持“双减”政策的,但他也有自己的担忧,“马上就高二了,就两年时间,不抓紧一点,高考可是拼分数啊”。

  当初选高中的时候,小徐超重点线超了好几十分,但老徐两口子反复斟酌以后,还是为儿子选了现在就读的这所私立高中,“以抓得紧闻名”,这让夫妻俩心里踏实。

  进去读了一年,老徐也很满意,“他们数学老师是个在读博士,人年轻,舍得拼,每天还抽时间给班里几个孩子单独补差,而且不收费,那几个家长又感动,又过意不去”。

  但即便如此,老徐也不敢掉以轻心。“高考真刀真枪,咱家的目标,还是希望能拼进600分,这样填志愿才不至于那么被动”。

  家长倪女士也是假期里纠结的一员。女儿刚刚初二,新增了物理科目,“但她可能对物理不开窍,始终在及格线徘徊”,开学后又将新增化学,倪女士很担心到了初三,女儿会更加难以各科齐头并进地全面发展。

  暑期里,她也琢磨过给孩子补课的事儿,但女儿比较反对,倪女士也只能作罢。最后,母女俩达成彼此妥协:不出去补课,在家上网课。

  能不能不补?倪女士摇头:我们觉得“双减”的政策是对的,也都支持,但就现实而言,中考、高考这两大关仍然存在。“就好像一场运动会,裁判希望运动员在相对公平的环境中竞赛,但排名将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的未来。在这样的前提下,肯定会有运动员有突破规定的冲动。”

  现在,她更关注“指标到校”政策,按照女儿目前的成绩位次,拿到区级指标问题不大。“坦白说,这个政策还是减轻了我们的焦虑,毕竟,校内比拼的压力还是要小很多”。

  什么时候能彻底消除补课的冲动?倪女士觉得,还得从招录上想办法,“如果没有指标到校,我可能也很难坐得住(不补课),但是有了政策的调节,家长心里还是会松一大口气,毕竟,作为家长,我们也希望孩子负担不那么重,因此,选拔和评价方式可以更多元,升学路径可以更丰富,我们也皆大欢喜,当然,前提是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