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的最后一日交代女婿:政治不好弄你和怜儿不要卷进去

发布日期:2022-08-05 23:12   来源:未知   

  “父母之爱子女,则为之计深远”,只是做父母的,也未必真的就知道哪条路是才是真正的正路,哪条路又会是歧路?

  在“蒋中正之文胆”陈布雷与作为中共特工的爱女陈琏眼里,对方都是走在艰险的歧路上,陈布雷不停地劝女儿不要碰政治,陈琏多次希望父亲迷途知返,他们深厚的亲情虽然未被时代割裂,但也没能挽回陈布雷向悲剧尽头走去。

  1919年,陈布雷还只是报界一名握笔杆子的文人,尚未见过蒋介石,当然也还没有“蒋中正之文胆”这个称号,不过当时他在沪上报界颇具声望,已经成为民国第一流的新闻记者和评论家了。

  25岁父亲去世后,陈布雷作为长子回乡继承家业和处理宗族事务,他常年在外,这些家政族事于他而言犹如千钧重担,一只在外搏击长空大鸟忽然坠入罗网,身心都受到很大的挫伤、折磨。

  与陈布雷同样痛苦难熬的还有他的妻子杨品仙,他们在陈布雷十岁时订婚,二十岁完婚,这位出身书香门第的妻子温柔贤淑,在陈布雷接连遭受亲人离世的打击时,给予他了无限的安慰和温存。

  只是,陈布雷可以向妻子诉苦发泄,杨品仙却没有一个精神的寄托之处,伤心过度的庶母将所有的家事都扔给这个年轻柔弱的新妇。

  一个二十岁只擅教书习字的小姐怎能料理得清楚陈家错综复杂的宗族事务,因此家里长辈时常责难于她,而她又胆怯不敢多言,只能私下长日吁叹,后来发展成了神经衰弱。

  繁重的家事之外还有生育传宗接代的重担,两人结婚五年后,正是杨品仙开始主理家事的那一年,她生下长子陈迟。

  紧接着第二年生次子陈过,第三年生三子陈适,两年后又生了长女陈琇,五年连生了三子一女,又加上难以应付的家事,使得杨品仙因为生育太频繁,气血亏竭,原本红润的面庞变得浮肿暗黄,看起来已经老得不像个二十多岁的女子了。

  结婚的第十年,刚把长女陈琇生下,杨品仙又怀孕了,此时身体已经羸弱到经常惴惴不安,母亲担心得从娘家过来照料,始终未见好转。

  一日,杨品仙突然对陈布雷垂泪相告,说梦见不祥之兆,此次恐怕是凶多吉少,陈布雷没有多想,只是宽慰了妻子几句,结果一语成谶,生下小女儿六七天后,杨品仙高烧不退。

  1919年9月22日,气喘吁吁的杨品仙招陈布雷到病榻前,不停地摇头,告诉丈夫自己活不了多久了,不必再费力医治,她握着陈布雷的手说完“难过”二字就气绝身亡了。

  与妻子感情深厚的陈布雷大受打击:“宏农君逝后之一星期内,昏昏茫茫,家人皆恐余成不治之心疾。”

  十月把杨品仙出殡后,陈布雷便“弃家远逝,以减悲忧”,刚刚出生的小女儿留给外婆照顾。

  陈布雷在日记中用“昏昏茫茫”四个字掩盖了一段令他追悔的往事:16岁丧母、25岁丧父、接着丧庶母、三弟和三姐,十几年间陈布雷的亲人接连去世。

  他的精神已经被推到悬崖边上,如今30岁雪上加霜爱妻难产而死,痛苦不已的陈布雷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受刺激后精神失常的陈布雷恍惚间把痛苦与悲愤都转嫁到襁褓中的女儿身上,疯了般地扑上去后,就把女婴往痰盂里塞,婴儿大哭,岳母闻声而来才救下这个女婴。

  陈琏在外婆家长到六岁,该上学堂读书了才送到上海来,在上海等她的不只有父亲和哥哥姐姐,还有一个身材矮小的继母和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

  母亲因生自己难产而死、父亲远走再婚,自小,敏感、倔强的性格就成为陈琏的保护色,她独自在外公外婆家长大。

  外公杨敏曾是一名致力于教育的学者,鼓励家中女孩们念书,耳濡目染之下,陈琏长成一个独立、自强的姑娘,她经常阅读一些左翼刊物,思想很激进,经常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由于心中对女儿存有亏欠,陈布雷对陈琏千依百顺,家里八个孩子陈琏既不是最长也不是最幼,但陈布雷把最多的爱和关照都给了这个女儿。

  他当然察觉到女儿的思想和行动有些异常,可是他还是不愿意对女儿说一句重话。在陈布雷的日记里,提到怜儿的记述总是很详细、很温柔,常常带着陈琏出游玩耍,似乎女儿在身边,美景也更加美不胜收了:

  1月10日“怜儿来募水灾捐,以银币五元、衣服十余袭畀之。”1月16日“午后二时三十分,偕允默挈细、怜两儿出游湖滨,眺望雪景,登孤山,循西泠桥回。”1月17日“四弟约餐,偕允默携皋、怜、皑三儿同往……余饮酒三小杯,醉饱而归。”1月18日“偕允默携怜儿积皑外出散步,到苏堤,眺望金沙港,残雪披之,景极幽美。”

  陈布雷不知道的是,他这个蒋介石侍从室第二主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家里最受宠爱的小女儿陈琏,1939年在北碚国立二中念书时已经加入了中国,成为了一名中共地下党员。

  秋天,陈琏该念大学了,她的姐姐陈琇在中央大学念书,陈布雷希望陈琏也去中央大学,离家近、好照顾,也怕这个倔强好强的女儿在外生乱子。

  但陈琏执意要到昆明去念西南联大地质系。陈琏背着父亲考取了西南联大后才回家把事情说了,陈布雷依旧没有忍心责备女儿,只是苦口婆心地劝她留在重庆,陈琏不听,告诉父亲:

  “我早已不是小孩子了。正因为我是女性,更该到外面去磨练。”陈布雷只能告诫她不要沾染政治,太肮脏了,陈琏即与父亲争执起来,说抗日救亡,日日有责,怎么她就不行了?陈布雷对女儿无可奈何,最后只能恳求女儿:“青年人要求进步,我不能阻挡。希望照顾我特殊的政治地位,不要公开地同你父亲树起两面对立的旗帜。我希望你无论如何不要参加反对政府的活动。”

  陈琏高中毕业原是准备去延安的,劝她以大局为重,她的身份从事地下工作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她才决定去考联大。

  陈琏背着书包从重庆来到了昆明,进入联大后她与杨苡、萧珊同班,在同学们眼中,这个宣传部副部长家的陈小姐一点儿小姐架子都没有,联大历史系同学缪景瑚回忆:

  “陈琏有端庄的仪态,圆圆的脸庞,微笑时泛起两个深深的酒涡,衣着朴素,不像是高级官员家庭出身的小姐。”

  联大物质条件艰苦,校舍是茅草顶的土房,连独立的课桌都没有,仅有羊腿椅子能放书记笔记,宿舍里几十人住一间,臭虫爬到床上把人咬得难以入睡。

  陈琏从前哪经历过这么苦的生活,其实也有家庭富裕的同学在昆明过着优越的生活,但陈琏丝毫不在意这些,和普通同学同吃同住,从没觉得苦。

  她最在意的是她的革命事业,从前在重庆总还是顾忌父亲,联大学风自由开放,她在联大只是感受到了如鱼得水的快乐。

  她对革命事业很热心,时常向身边的女同学们宣传,她的好友陶琴薰是陈布雷至交陶希圣的独女,这两个出身相似的女孩都被父亲嘱咐要远离政治,陈琏表现得很激进,陶琴薰要含蓄些。

  但即便如此,她也回忆:“陈琏为人非常好,大家敬爱她,她痛恨、三青团,平时谈话对我总有影响。”

  在联大,像陈琏这样背离自己出身家庭的同学并不在少数,如父亲汪斌在汪伪政府帮日本人牵线引路的缪杰,十九岁的缪杰不愿再认汉奸做父,改名换姓考取联大并积极参军,最终英勇牺牲在抗日杀敌的战场上。

  还有陈琏后来的丈夫袁永熙,姑姑是徐世昌的儿媳,父亲背靠袁世凯当过营口海关的负责人,姐姐是叶公超的夫人,他原是清华学子。

  1938年考入联大经济系,成为联大正式办学的第一届学生,同班同学有杨振宁、王希季、许渊冲。

  袁永熙刚到昆明就开始闹革命,入联大不久加入中国,联大党总支成立后他便出任了第一任书记,在他的领导下,当时在校的西南联大地下党员共有十三人,占云南省全省党员的三分之一,连闻一多、吴晗等教授都听他们指挥调遣。

  学习、工作都没落下的袁永熙连恋爱都没耽误,他与陈琏恋爱了。陈琏在南方局的介绍下来到袁永熙手下工作,为人善良又坦荡,袁永熙患有肺病,陈琏得知后给予了很多照顾,一来二往,两人结成一对红色恋人。

  陈布雷倒也知道女儿已经成了联大民主革命的风云人物,但他一方面是宠溺女儿,一方面是觉得陈琏已经“无法自拔”,等她在长大一点吃着苦头,就会回家了。

  陈琏是吃着苦头了,结果大受打击的还是陈布雷。“皖南事变”发生后,西南联大的进步学生遭到三青团的围捕,组织决定将西南联大的党员疏散到云南各地乡下,改名换姓隐蔽起来。

  袁永熙被分往个旧,组织动员陈琏也同去,她有些犹豫,以为去了那他们俩就要结婚,后来才知道分在两处。

  她到石屏县高级师范附中教书,名字改为程国仪。临行前陈琏动笔给姐姐陈琇写了一封信,她称其为“最后一封信”:

  “时代既然决定了要在我和家庭之间来排演悲剧,我是无法拒绝的。我很想申辩几句,我很想得到你的谅解,然而在信里你说我能说些什么,我只有期待于将来,将来我会被辩护被理解的。这里我只有希望你尽可能的为我弥补我走了后给家里留下的难以弥补的大窟窿。父亲那里特别需要你的安慰,随便你用任何方法,我都愿意接受,让一切爱我的人忘了我或者痛恨我,但不要让我而伤害了任何人。……这道路诚然会很艰辛的,但是为着祖国的自由,我没有别的话说。”

  陈琇看到妹妹的诀别信后哭成了泪人,跑回家去找父亲,陈布雷读后五雷轰顶,立马打电话给中央社昆明分社的弟弟,要他无论如何把陈琏找到,但此时陈琏已经前往石屏,就是把昆明翻个底朝天,也掉不出陈琏的一根头发。

  郭沫若与陈布雷友谊深厚,当他得知陈布雷因女失踪而魂不守舍后,便将事情反映给了在南方局工作的夫妇。

  几天后,消息传来,让陈布雷不要着急,大家会帮忙找一找的,陈布雷感动得话都说不清。

  冬天,袁永熙回重庆汇报工作,急切地询问陈琏现状,才得知她转移到宜良去了,因为父亲铺天盖地的找她回家,只能躲起来。商议之后,组织决定借陈布雷寻女的机会将陈琏调回重庆,安排在她父亲身边。

  陈琏回重庆后赶赴周公馆,表明自己依然想去延安学习的愿望,但为全局考虑,她还是留下进入中央大学历史系学习。

  陈琏依旧在学校里宣传革命思想,不过周末会回家陪伴父亲,父女之间的关系修复到了从前,只是二人心中都知对方并未彻底改变,偶尔言谈中还在试探彼此的心意。

  一次回家,陈琏故意将《新民主主义论》“遗落”在陈布雷卧室,陈布雷第二周又原封不动地送回给女儿,只是说:“家里面不谈政治!”

  陈琏在重庆“安分”了几年,虽然仍到处参加抗议游行活动,但人还在自己身边,陈布雷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回南京后,陈琏提出要去北平,工作是在贝满女中教书,陈布雷当然知道女儿想干什么,但他还是在犹豫许久后默许了。

  去世的妻子杨品仙从前也是女教师,他始终觉得陈琏太像她的母亲了,把对妻子的爱和亏欠都转移到了女儿的身上,同时陈琏身上这股不服输的殉道者气质又和年轻的自己很相似,他是又无奈、又欣赏,总而言之,是深厚的父爱。

  陈琏走后,陈布雷曾秘密夜访梅园新村的中共联络处,从前他并不与中共往来,那天他在梅园新村与总理谈到半夜,走前紧紧握手,总理安慰他:“你的事我去办,你放心。”

  陈布雷与人说今夜完全为了私事,显然他是为陈琏的事而来,爱女之心,确实令人动容。

  陈琏到北平后与袁永熙会合,组织告诉他们同意二人结婚,这样有利于袁永熙用陈布雷女婿这个身份作为掩护来工作。

  要结婚,最主要的就是给陈布雷做工作,陈琏寄信把结婚的事情跟父亲说了,夹了一张袁永熙的照片。

  陈布雷第一预感就觉得袁永熙是,自己女儿已经“左”了,只会找个更“左”的,但陈琏要结婚对于陈布雷而言实在是大喜事,他顾不得那么多,只望这是一个好人。

  陈布雷动用关系去北京打探袁永熙的为人,问着的都是袁永熙在西南联大的熟人:吴晗教授、朱自清教授、还有袁永熙的姐夫叶公超教授,反馈回来的消息都说是个好青年,最多是有点“左”。

  陈布雷这才放心了,1947年8月10日,陈琏与袁永熙的婚礼在北平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军政要员、社会名流悉数到场。

  北大、清华的校友送他们一套《鲁迅全集》做新婚礼物,北京市长当证婚人,陈布雷委托在《中央日报》任总编辑的弟弟主持婚礼,办得十分风光,只是全场的政要名流都不知道,他们出席的是两个人的婚礼。

  新婚一个月后,陈琏夫妇就被捕了,军统特务段鹏飞破获了一个电台,顺藤摸瓜找到一个贪生怕死的叛徒,供出了陈琏夫妇。

  女儿女婿被捕的消息陈布雷是在报纸上看到的,某种程度上,女儿女婿身上的文章其实是朝着他本人来的,他深知蒋介石的为人,于是现表明了自己绝不徇私枉法的决心,又将女儿与撇清关系。

  蒋介石没有找到实据,便做人情让陈布雷和叶公超把夫妇俩领回去了,回家后父女抱头痛哭,陈布雷让两人回老家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安排二人在南京工作,放在眼皮子底下严加管束。

  1948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84周年,也是陈布雷59年人生的最后一日,他以身体不适告假纪念活动,因为他已经决定将追随孙中山先生于地下。

  他把除在南京工作的陈琏夫妇之外的家人都支出南京,然后打电话让在上班的袁永熙回家,交代他:“政治这东西不好弄,你和怜儿千万不要卷到里面去。”

  陈琏是最先赶到的人,看完遗书后她立在父亲的遗体边啜泣,父亲在生命的最后仍然对叛逆的自己那样关照,她知道,父亲是对自己效忠近半生的彻底失望了。

  半个月前夫妇俩陪他拜谒中山陵,父亲凄怆的背影令她伤感,官场上下横行腐败,的统治已经走到尽头,陈布雷手中的那支笔杆,已经握不动了。

  陈布雷葬礼过后,上海地下党组织为保护陈琏夫妇,将两人秘密护送出上海,不久,他们加入到解放北平的队伍中……